新利体育(中国文化书院)张明副教授应邀主讲“阳明心学”

发布者:新利体育发布时间:2017-04-05浏览次数:46

    3月29日晚7:00—10:00,由我校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伦理学硕士点主办的“‘书路清源’学术与文化邀请讲座”第四次活动于北校区人文楼217室圆满结束。此次“书路清源”由我校新利体育副教授、美国夏威夷大学访问学者张明老师主讲。

    本次讲座由伦理学点负责人宋君修博士主持。参加本次活动的除了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的郭晓林博士、张连富博士、罗同兵博士和伦理学硕士点的同学与哲学本科的同学外,还有看到活动海报或者闻讯而来的一些其他专业的同学。

 

    宋君修老师首先简单地介绍了讲座的一些基本情况,接着张明老师就正式开始了今天的讲座。张明老师说,此次的讲座主题应从历史大背景去把握,重点在于理解阳明心学对日本明治维新及东亚世界的影响。张明老师是历史学出身,对历史事件的时间观念非常敏感。张老师说,阳明一生的时间是很好记的,“前28年,后28年”。这是什么意思呢?原来,张老师把公元1500年作为阳明一生的中点,前面有28年,后面有28年。公元1499年,阳明考中进士,1500年正式为官。同时,1500年也是明朝统治的中点。从全球范围看,1500年是世界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,因为1500年前后是世界新航路开辟、全球一体化的开始,从而1500年被看作是世界近代史的开端,同时西方文艺复兴、宗教改革也是这一段时间发生的,并且王阳明与哥白尼、米开朗基罗、马丁·路德等都是这同一时代的人物,这些巨星同时闪耀在世界近代思想天空之上。因此,公元1500年,无论是对阳明个人,还是对中国历史,世界历史来说,其重要性都是不可忽视的。

    本讲座的主题是介绍阳明心学在日本的初传、确立、深入、鼎盛、衰退的过程,以阐述阳明心学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。张老师就此做了精简的归纳:一种学问,两种命运;中日差距就在一个明治维新,而明治维新的推动力就来自于阳明心学。

 

    关于阳明心学的总体评价,张老师认为:阳明学在中国始终只是一种民间学说,没有在政治上产生巨大的影响,究其原因,是因为明朝中后期专制集权鼎盛、官僚政治腐败。虽然王阳明卓有远见,力求拯救明朝弊病,却由于时势逼迫,不得不多次辞官,阳明后学和后来的东林党都遭到打压甚至杀害,因此阳明学在中国是失败的命运。此外对“明之亡于王学”、王学空谈误国等说法,张老师表示不赞同。张老师说,明朝灭亡有其自身深刻的原因,不能怪罪于王阳明及其后学。接着,张老师以“日本国土面积狭小,为何能成为世界强国”这一问题引出明治维新与阳明心学的联系。这一部分张老师从中外名人的著述来介绍,首先是从孙中山、蒋介石、南怀瑾三位先生对日本明治维新的一些看法,接着说了日本学者西乡隆盛、高赖武次郎、冈田武彦等人对阳明心学于日本明治维新的作用的肯定。如西乡隆盛:“修心练胆,全从阳明学而来”;三岛由纪夫:“不能无视阳明学而谈明治维新。”他们都大力宣传阳明学、推动杨明学发展,将阳明心学在日本发展到极致。而美国学者杜维明的《宋明儒学思想之旅》也谈到了阳明心学对明治维新的影响:“五百年来,东亚儒家思想的源头活水,就在王阳明。”张老师认 为阳明心学对明治维新起着重大作用,阳明心学是作为明治维新的根本首先动力。

    关于阳明心学在日本的初传,张老师指出中江藤树(被誉为“近江圣人”)虽然是日本心学的开山祖师,但他并不是第一个与阳明接触的日本人。张明老师说,阳明心学传入日本首先得益于高僧了庵桂悟。事实上,了庵桂悟于1513年在宁波阿育王寺与王阳明有交往,故阿育王寺应作为阳明心学东传日本的起点。由于了庵桂悟回到日本的第二年便去世,阳明心学在了庵桂悟那里并没有得到传承,只是保留下了阳明赠与他的《送日本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》一文。因而,日本阳明心学的开端还是应从100年之后的中江藤树(1608-1648)那里算起。中江藤树于36岁(1644年)悟道,此前其学于朱子官学,后转向阳明心学。后来建立书院,著书立说,培养弟子,在日本掀起阳明心学热潮,至此阳明心学在日本得以确立和发扬光大。张老师提出日本武士对心学的热衷,是因为他们崇尚文武合一、文武结合,而王阳明的心学正好符合了这种需求。在这里张老师提出了一个对比,以说明两种命运的不同(中国由阳明学转为程朱、考据学;日本由程朱转为阳明学),阳明心学在日本是被推崇并实践的,而在中国,政府却没有给予王阳明及其后学以空间和机会。

    关于阳明学与明治维新的关系,张明老师指出,在明治维新之前,阳明学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思潮,因为日本在1853年之后处于亡国灭种的边缘,最大的良知就是救国。当时有一系列著名人士,如三轮执斋、大盐中斋、佐藤一斋、佐作间象山、吉田松阴、西乡隆盛、东乡平八郎、伊藤博文等,都从阳明心学获得力量,提倡用知行合一改变社会。在明治维新期间,不仅是武士阶层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,就连日本天皇也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,天皇和太子的老师也都是当时著名的阳明学家——高濑武次郎、三岛中洲。张明老师认为在明治维新期间,日本不仅学到了西方先进的军事、科技,同时也发扬阳明心学“知行合一”的精神。日俄战争结束后,天皇遣派皇家代表团到贵州朝拜阳明洞,并题词刻碑。张老师认为日本太子的老师三岛中洲的诗很好:“忆昔阳明讲学堂,震天动地活机藏。龙岗山上一轮月,仰见良知千古光。”不过二三十个字,却足可见阳明学对日本的影响之大。三岛中洲建立的二松学舍大学就以研究阳明学为主要任务。张明老师指出:不管在明治维新还是“一战”前后,日本对阳明心学的研究,在世界上都是处于最前列的,阳明心学一直都是日本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。为了进一步对此进行解释分析,张老师简略讲解某些阳明学专家及其著述。

 

    最后,张明老师讲述“致良知”的当代价值与阳明心学的复兴。这一部分介绍了梁启超、章太炎、唐文治、张君劢等人对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思考,及赞扬阳明心学对明治维新的作用。如章太炎:“日本维新,亦由王学为其先导。”中国民国年间的阳明学复兴运动,与日本阳明学的影响有很大关系。

在提问和讨论的活动环节,气氛越来越热烈起来。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被提出:在现在这种自上而下推行阳明学、出现阳明热的情况,我们应该怎么看待?张明老师回答说:虽然这个事是好的,说明当今中国社会很重视阳明学的宣传和研究,但同时我们应该对跟风和为了名利的状况保持慎重和警惕。张明老师认为:日本阳明学重视践行,强调“知行合一”,这是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的。张老师说:“在日本,阳明心学是从民间来的,其基地在于民间,即使像西乡隆盛这些人将其从民间纳入政治。阳明学的核心在于致良知,‘阳明行良知,天下乃无敌’,良知是知是非,知其所为、知其所不为。良知是以天道(客观规律)为标准,并不是个人主观为名利而行心学的私欲。”对官方的宣传与个人践行结合问题,张老师认为,我们曾经走了许多弯路,最根本的还是要从中国文化上加以解决,回到传统文化的精髓,回到良知和知行合一,只有文化问题解决好了,我们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观就得以重新确立。

    在张老师讲解的基础上,一同学又提问:为什么良知可以知是知非?如何把握?张老师解答说:在王阳明那里,良知就是天理,良知就是主宰,良知就是本体,良知就是至善,良知就是是非,所以良知本来知是知非,去除私欲,良知自然流行,所以阳明学的功夫,就是“致良知”和“知行合一”。为了理解王阳明的良知或天理,还要要懂得与朱子的“理”比较,要将朱子与王阳明联系起来。他们在《大学》“格物致知”上就分道扬镳了。朱子的理在“外”,王阳明的“理”在内、在心。张老师说:“格物的方法在朱熹那里是要一物一物去格,如同爬山,须要积累,当求得万物之理,赫然贯通,掌握天理,方能成圣。而王阳明主张‘无心外之理’,人人皆可成圣,人要做的就是将心中的良知发挥出来,按良知的标准去要求自己。朱子有外求知识的趋向,王阳明有内求良知的趋向,这是道问学与尊德性的区别。”张明老师认为:“知识不等于良知,知识也不能开出良知,但良知可以开出知识,比如一个有知识而无良知的人,做起坏事来,为害的后果更严重。良知比知识重要,我们要用良知来控制我们的知识、财富和权力。”

    一位同学回应了对朱子的“格物”一说的理解。这位同学说:“朱子并不是说人须要格尽天下万物以懂得万物各自的理,在朱子看来,万物的理从来都只是同一个理,不曾说桌子自是桌子的理,凳子的理独是凳子的理之类。‘明德者,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,以具众理而应完事者也。’朱子说以之应万事的才是理,格物致知的知是天命之性的先验的知,岂是一物一物格来的经验层面的知识?可见朱子是要人在应对具体的‘事’的过程中明得道理,而非要明得天下所有的知识。”这位同学的发言有依有据,获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掌声。

 

    最后,张老师指出,尽管在现在有些人为了各自的目的“研究”和宣传阳明学,但仍然有一批学者努力使阳明心学回到正轨。他们不求名利,不去过度关注别人怎么说怎么做,不以他人是非为是非,而是继续坚持“坐冷板凳”,坚持知行合一,他们拒绝将良知变成标签,变成商品。这些学者是可敬的,我们应心存信心和希望。

    不知不觉已经将近十点,我们的讨论尤其感觉意犹未尽。由于时间关系,宋君修老师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以结束了这次精彩的讲座:张老师对历史事件的细致梳理,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世界史视角和比较研究的方法,开拓了我们进行哲学研究的视野。另外,张老师指出“致良知”才是阳明学的唯一目的,学问有了真正的踏实的落脚点,人们才不会盲目跟风,以避免不知走向何处的境遇。 

 

撰稿人:李天月(哲学本科15级)